当下两会正火热召开，代表们的提案议案备受关注。环卫工人待遇、循环回收、第三卫生间、垃圾分类及处理等成为今年两会行业大咖们热议的话题，在前次整理基础上（两会环卫声音：“中国环卫工人节”，关爱环卫工人，多措并举推动环卫事业），再次汇总分享，欢迎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侯艳梅是来自福州市的一名环卫工作者，从事环卫工作十余载。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侯艳梅终坚持调研、扎根一线，倾听劳动者的心声，尽心尽力履职尽责。2022年全国两会，侯艳梅重点关注环卫工人福利待遇、子女就学等，努力当好一线环卫工作者的“代言人”。
通过平时工作的一些情况，我有自己的所思所想，通过(听)工友们(反映) 他们的所思所盼所想，就形成了一些相关的建议。(2018年至2021年)提交了12份建议，件件都有回复，领导都很重视，我提的是关于环卫工人福利待遇的一些(建议)，子女就学问题，不管我以后在任何一个岗位上，我都会把我这几年当代表所学到的这些，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来作为我工作的动向。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前，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围绕推动绿色低碳和公益创新两大方向，向大会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的建议》等四份建议。我国是电子产品的制造大国和消费大国，也是电子产品的废弃大国。加强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对于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我国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也有较大发展空间，据预测，2030年全球将产生高达7470万吨电子垃圾而现阶段我国规范回收率不足20%，欧洲已达到42.5%。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不断优化行业发展格局、充分激发主体活力、持续探索创新方法，全力建设完整高效的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体系，推动我国循环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雷军建议:1、制定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当前，我国面向电子废旧物的循环利用体系尚未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较为零散，各产业环节间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建议制定我国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打通“二手商品流通”、“再制造再加工”、“报废拆解处理”三个关键产业环节，完善循环利用体系结构;进一步优化市场衔接与利益分配，畅通电子废旧物的合规流动，打造更加紧密均衡、规范有序的产业生态;制定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全流程的碳足迹计量标准，一体设计、统筹推进，为全行业减碳发展提供基础支撑。2、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加强协同规范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来自个体回收商的“四机一脑”占比超过70%。由于我国个体商占比过高，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和失序，政策执行难度大，制约行业整体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建议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支持和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快速实现规模化发展;深入推进政企合作，积极开展模式创新，探索多种合作形式将家庭小作坊和游商游贩等个体商纳入规范体系之内，保障个体商收入水平及发展空间;将成功经验和创新举措在行业内进行推广，进一步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3、保障个人数据信息安全，提升电子废旧物回收率。据统计，2020年我国居民手机保有量已高达12.6亿台。当前，公众个人隐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信息泄露风险的担忧也不断加深，手机及个人计算机大量闲置，未能及时进入循环利用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电子废旧物回收率难以实现大幅提升。针对这一问题，建议制定电子废旧物数据清除标准规范及认证体系，推动第三方清除检测机构发展。在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各环节中，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操作规范，保障数据信息安全，打通个人信息安全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电子废旧物回收率。4、加强宣传引导，开展个人电子废旧物碳积分试点。做好电子废旧物循环利用，需要全民参与、全民共建。但是，当前公众对其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的认识不够深入，社会整体氛围尚未完全形成。针对这一问题，建议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展示电子废旧物错误处置的危害与回收利用的价值，推广回收利用的正确渠道和方法，树立先进人物典型和优秀企业标杆;积极开展个人电子废旧物回收碳积分试点，便于查询个人电子废旧物流通信息，展示个人碳积分及排名信息等，适时向全国推广，提高公众参与度。
建议政府鼓励回收企业与环卫系统合作，降低前端收集运营成本
回收是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能否“应收尽收”关乎“无废城市”建设水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景虹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一共提出了《城市塑料回收体系建设》等四份案。提出政府规划必要的废塑料分拣中心、帮助回收企业建设前端收集网络，更有效、更划算。
李景虹说，建立塑料回收体系最有效的办法是为可回收物建立商业化运行的、可盈利的回收模式。这种回收模式能够通过市场的手段，使资本流入回收体系之中，并根据市场的需求延展回收网络，提高回收率与回收总量，实现“应收尽收”。“分拣中心的建设是前端收集的关键一环，与回收企业是否能够全面承担‘无废城市’建设的责任有直接关系。”李景虹算了一笔账，对于许多城市来说，与其为回收企业和环卫系统支付大量补贴，不如为回收企业提供分拣中心用地、帮助回收企业建设分拣中心与前端收集网络。李景虹说，分拣中心要从地理分布上与整个清运体系相配套，符合各个回收阶段对运输成本和距离的要求。然而，因为我国以往缺少相应的土地提供，回收企业只得自己解决用地问题。这就造成企业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从而导致大量低值可回收物无法顺利进入回收体系，而高值可回收物也难以提高回收品质，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李景虹建议，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增加对分拣中心等回收基础设施的用地规划，并结合本地实际，为回收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免费的用地政策，以推动各地方分拣中心的建设。还应鼓励回收企业与环卫系统合作，充分利用既有的回收设施，制定灵活合作方案，帮助回收企业降低前端收集的运营成本。
针对中国垃圾分类制度刚刚在各大城市推行，垃圾分类制度配套必要的规划用地不够，城市回收基础设施普遍不完善，特别是缺少专门服务于可回收物的分拣中心。回收企业负担过重，无力承担建设“无废城市”的责任等状况。李景虹建议：1、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增加对分拣中心等回收基础设施的用地规划；2、为回收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者免费的用地政策，以推动各地方分拣中心的建设；3、政府要鼓励回收企业与环卫系统合作，充分利用既有的回收设施，帮助回收企业降低前端收集的运营成本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冯远表示，2021年全国多个城市都加大了第三卫生间的建设力度，据住建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近万座城市公厕，设置了第三卫生间。“就拿我所在的城市成都来说，随着厕所革命的深入推进，商场、博物馆、公园、景区、客运站等位置，新建和改造公厕超过了2000座，大部分都配建了第三卫生间，基本能够满足家长带孩子如厕需求。”冯远说。
冯远还注意到了目前第三卫生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标志不清，有的堆满了杂物，有的为了简便管理而直接一关了事。”因此，她建议，要想第三卫生间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从转变观念、完善细节和普及使用知识三方面进行改进。
冯远表示，“首先，部分第三卫生间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政策要求，内生动力不足，导致虽然建了第三卫生间，但是并没有建好，所以要切实转变观念。第二，要推动人性化设计，使得第三卫生间功能设计更加贴合使用人群，比如要专门设置儿童如厕空间和洁具，安置婴儿护理台等等。第三，现阶段大众对第三卫生间的了解还很有限，有的不知道第三卫生间的存在，有的认为第三卫生间仅仅是残疾人的卫生间，这些都限制了第三卫生间的普及使用，因此，应该加大宣传和科普力度，使第三卫生生间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
自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后，“双碳”目标引发了广泛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中韩（武汉）石化炼油二部班长马少斌认为，实现“双碳”目标除了需要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外，全民参与也必不可少，就此他建议建立公众参与有效机制，通过机制保障倡导落实落地。
他认为，当前民众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认知已基本普及，但低碳行动还有欠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培植公众参与意识，广泛发动、倡导和引导全社会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
马少斌建议：有序推进垃圾分类立法立章，真正做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如做好垃圾循环利用，可充分挖掘资源再利用价值，做到资源价值利用最大化，与此同时也就做到了减量化。马少斌认为现阶段应该逐步从鼓励倡导转向立法立章，以及设置配套的专职管理机构，从机制制度上保障垃圾分类有效推行，助力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持续倡导民众向绿色生活观念、生活方式转变，把宣传上的倡导、鼓励变成实惠，对低碳行业供给端采取税收、贷款上的优惠扶持，建立公众的碳足迹碳积分管理，对低碳民众消费端采取实惠的补贴政策，以灵活、多元化的机制，有效引导、培植民众走上低碳生活。
口罩在疫情防控中不可或缺，但废弃口罩属于危险废物，处置不当会成为新的传播媒介。按照不同来源分类，废弃口罩可分为医用废弃口罩、集中隔离场所或隔离进行医学观察人员所产生的废弃口罩和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废弃口罩三种。随着疫情防控的持续和人员流动的加大，废弃口罩数量大大增加，引发新疫情的可能性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上影电视剧公司编剧王丽萍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1、各地废弃口罩的处置能力、风险意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地方垃圾分类体系不健全，安全处置废弃口罩水平不高，想短期补齐短板并不容易。相较于处理能力提升，更大挑战在于市民能否自觉落实废弃口罩分类单独投放，这取决于市民的风险意识和卫生素养高低。很多市民不清楚废弃口罩是扔掉还是烧掉，扔掉的话也不清楚属于有害垃圾还是生活垃圾。2、一些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地区废弃口罩处置困难较多。多地村镇干部反映，农村住户分散，专人收集受到人力和技术限制，很难做到“日产日清”。同时，也应警惕城乡接合部地区等外来人员流动频繁区域成为治理盲点。3、废弃口罩处置的文件多、通知多，但落实难、监管难，有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拾荒者从垃圾桶拾取口罩使用、不法分子寻找废弃口罩进行简单处理重新售卖的情况，成为疫情防控中易被忽视的漏洞。
王丽萍建议：首先，从严执法监管，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地方人大、政府及相关部门及时整合危险废物管理、传染病防治、医疗废物管理和有害垃圾处理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尽快制定关于废弃口罩管理的专项规定。强化强制性管理规定，并且保证能够得到最有力的执行。其次，在现有垃圾分类基础上完善有害垃圾处置制度，构建全覆盖的日常废弃口罩处置体系。可以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职能，将废弃口罩处置工作落细落实，深入各类场所。第三，鼓励推动口罩生产企业加大可降解口罩研发力度，回收处理口罩的企业也应加强研究，在充分消毒基础上“变废为宝”，有偿回收，将其转换为各类辅助材料。要加大对废弃口罩的危害及处理方式的正确宣传，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共同努力，大力普及口罩回收处理的正确方式和良好习惯。
余留芬委员：建议支持西部省区农村生产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村居住环境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在西部省区农村，生产生活垃圾处理力度依旧不够。
“农村地域广，居住人口大散居、小聚居，配套设施不完善引发的问题依然存在。”全国政协委员、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表示。她说，在贵州等西部省区，农村生产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存在一定困难：垃圾处理投放点少、距离远，农民环保意识不强；缺乏先天地理条件优势，处理垃圾的成本较其他地区高；垃圾中的畜禽粪便、农耕用品包装材料等，属于农村垃圾处理空白区；垃圾处理往往“一阵风”，导致设施闲置；垃圾处理监督引导机制未完全下沉，农民垃圾处理行为缺乏引导和监督。
聚焦进一步做好农村垃圾综合治理工作。余留芬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支持贵州等西部省区农村生产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建议》的提案，并建议：垃圾治理费用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建立专项费用池，严格专款专用，提升垃圾治理财政支持力度，支持乡镇配备专门的环保机构、设施和队伍，使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工作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加大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力度——加强环保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提高农民素质，普及环保知识，转变旧有思想观念，根除传统陋习，营造良好的乡村风气和氛围，培养群众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规范有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严格重诺履约，细化实化配套措施，调动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公益资本的积极性，同时积极刺激民间投资资本参与，引导其依法合规参与农村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加大处理机制建设力度——因地制宜进一步完善县、乡两级生产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对城镇生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的村庄，大力推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收运处置模式，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对城镇生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外的村庄，推行相对集中治理模式，因地制宜选择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处置方式，完善垃圾转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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